在当下的哲学版图中，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分裂不仅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已经渗透到哲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导致了研究范式的隔绝、评价标准的迥异、学术共同体的分化，甚至在有些场合被意气用事地夸大为一种“政治性分裂”。这种分裂不像是学科内部的，更像是学科间的。现在，除了自愿或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哲学工作者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弗里德曼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分裂的历史缘起，我们才能对它的未来有所判断。在《分道而行》中，他通过对哲学文本和历史文献的细致分析，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分裂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产生，产生分歧的双方、分歧的调解者如何处在新康德主义运动这个共同的思想语境中。在此基础上，他还不无野心地提出了消除分歧的可能方案。这部优秀的思想史著作充分展现了弗里德曼的思想视域和理论深度。张卜天与南星两位译者精诚合作，与弗里德曼本人保持密切沟通，为我们献上了一个可读、可信、可流传的中译本。
《分道而行》，作者：（美）迈克尔·弗里德曼，译者:张卜天，南星版本：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18日专题《上升的一切终将汇合：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世纪交锋》的B06-07版。
B01「主题」上升的一切终将汇合：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世纪交锋
B02-03「主题」思想的对峙：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世纪之争B04-05「主题」裂隙的回响：当代哲学的身份焦虑
B06-B07「主题」《分道而行》：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分裂与和解
B08「纪念」哲学教授朱锐离世之后达沃斯的交锋与
可能的和解
1929年夏天，瑞士小城达沃斯见证了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哲学交锋之一。这场辩论在恩斯特·卡西尔与马丁·海德格尔之间展开，前者是马堡学派的领袖，刚刚完成了代表作《符号形式哲学》的第三卷，后者是《存在与时间》的作者，刚刚接任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哲学教席。许多年轻和年长的哲学家都前往达沃斯，其中也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核心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这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正是《分道而行》的聚焦点。在这场辩论的台前和幕后，三位哲学家的思想分歧展露无遗。除了哲学上的异见，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些潜在的政治甚至个人矛盾。弗里德曼告诉我们，卡尔纳普认为自己对海德格尔的攻击“不仅是出于纯粹的哲学动机”，而是“一场更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斗争的一个必要部分”。（《分道而行》第46-47页，下同）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交锋也隐含着某种政治诉求：海德格尔通过“对《纯粹理性批判》本身作一种彻底‘反理性主义’的解读”，“与新康德派‘理性主义’在当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直接交锋”，最终“赢得了达沃斯那些年轻学生的支持”。（第27页）无论如何，即便只是哲学上的分歧，也足以使这场公开辩论成为令人难忘的戏剧性事件。在为期三周的会议结束时，海德格尔是否握了卡西尔伸出的手，不同的回忆者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在弗里德曼的叙事中，真正产生分歧的不是两位辩论的主角，而是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在达沃斯辩论期间，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辩论之后，卡尔纳普阅读了《存在与时间》，在1930年11月写出了《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形而上学》的第一稿（定稿发表于1932年）。在这篇文章中，他用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说《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中的句子作为形而上学伪命题的典型例子。海德格尔同样看到，他与卡尔纳普对哲学的看法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这让他们失去了任何对话的可能性。他在发表于达沃斯辩论之前的《现象学与神学》（1927）中写道，“两种立场从殊为不同的任务方面得到规定。第一种立场想把一切思与言，包括哲学的思与言，置于一种可在技术—逻辑上建构起来的符号系统的统治之下，亦即把它们固定为科学的工具。第二种立场起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应把什么东西经验为哲学之思的实事本身，应如何言说这种实事（作为存在的存在）。”（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77-78页）
弗里德曼认为，分歧的根源在于他们继承了新康德主义的两个不同流派（西南学派和马堡学派），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些遗产。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师从李凯尔特，后者是西南学派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中，海德格尔试图用胡塞尔的现象学解决西南学派的核心问题：如何将感性与知性、前概念的杂多与逻辑形式关联起来。但与此同时，海德格尔又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汲取资源，强调行动主体的生存史，并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一种围绕时间性展开的此在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不仅让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分析完全背离了胡塞尔为现象学制定的目标，也让他最终离开了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域。如果说海德格尔最终脱离了西南学派，那么卡尔纳普则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推进了马堡学派的方案。他试图用弗雷格的数理逻辑实现马堡学派的理论抱负：将康德的先天概念发展为科学的理想性规范。为此，他将康德的实践哲学搁置一旁，将认识论的讨论纯化为形式化的逻辑构造，并尝试对世界做出物理主义的统一描述。这个激进的方案也为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确立了基本方向：研究的兴趣从关于对象的一阶探究转向了关于认识形式的二阶探究，前者是科学的工作，后者才是哲学的工作。
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的矛盾看似聚焦于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形而上学终结后哲学还能做什么的不同看法。海德格尔坚持时间性的首要位置，强调对有限性的分析，卡尔纳普则将哲学工作引向逻辑、数学和物理学。这两种不同看法又进一步指向对“人”的不同理解：对不同的“人”而言，做哲学的态度和方式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正是从这些分歧出发，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不可逆转的分裂发生了。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卡西尔有可能成为调和分歧的“中间人”。卡西尔本身也是马堡学派的一员，但他在《符号形式哲学》中超越了新康德主义的理论视域。卡西尔认为，康德所倚赖的牛顿式科学框架只是多元符号形式的一种，康德的认识论应该拓展至更为宽泛的符号形式（比如神话、宗教、艺术等），康德式的“理性批判”也应该推进到一种广义的“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不同的符号形式不需要整合为单一的理论框架，也不需要某种“基础性”研究来为它们奠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阐明了人类理解的原初形式，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则提出了主体间的普遍语言，这两种符号形式完全是可以共存的。
卡西尔还认为，每种象征形式都有自己的“调性”（tonal⁃ity），但它们在相互区分的同时又构成了某种“统一性”（unity）。这种统一性并非实体或源头的统一，而是功能的统一，它是对每种象征形式进行实际探究之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依赖于某个预先设定的总体框架。他在《人论》中写道，“多样和区分并不意味着纷争或不和谐，所有功能都在相互补充中最终完成。每个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视域，向我们展示人性的一个新层面。不和谐中蕴含着和谐，对立也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赖。”为调和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非科学领域与科学领域提供了可能的基础。
故事的隐层与
叙事的缝隙
对于《分道而行》的叙事主线，我们可以有如下的反思。第一，基于自己的理论专长，弗里德曼在新康德主义这个主导视角下探讨三位哲学家对这一传统的不同回应，让他们以共同的兴趣讨论共同的议题，将芜杂的素材收拢于一条明确的主线，这无疑增强了叙事的力度。但三者的思想中，一定有一些复杂层次和内部张力是这个视角无法涵盖的。如果弗里德曼没有坚持从新康德主义的角度解读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分裂”会不会比他所呈现的更加复杂？同时，新康德主义的解读也有可能扭曲了三者的思想。比如，弗里德曼是将卡尔纳普解读为新康德主义者的主要发起者，但新康德主义要素在卡尔纳普思想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世界的逻辑构造》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新康德主义文本，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二，有评论者（Hans Sluga）指出，弗里德曼的叙事不仅忽略了罗素和摩尔在世纪之交对观念论传统的反叛，还忽略了实证主义者和逻辑经验主义者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拒斥，这些同样也是理解“分裂”的关键视角。第三，这个理论叙事是否掩盖了一些本该存在的共通点？比如，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都认为哲学是一门统一的、基础性的学科，尽管他们对基础是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海德格尔会认为，卡尔纳普所倚赖的数理逻辑还不够基础，因为数理逻辑是从此在的原初经验中抽象而来。反倒是卡西尔放弃了对基础性的追求，将哲学理解为多样化的学科。如果是这样，卡西尔反而站在了既有同盟的对立面。
弗里德曼还在书中引入了政治的讨论，这会让他面临更多的挑战。他试图阐明，政治因素即使不是理论分歧的内部成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外部推力。他写道，“从纯哲学的观点看，它基于一种同时也出现在康德原初建筑术中的系统裂隙之上。但这两大传统在思想上的完全疏远，它们彼此之间几乎完全缺乏相互理解，却是源于1933年纳粹的掌权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分子移民。”（第190页）德语国家的分析哲学家，尤其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都因纳粹统治而流亡北美，海德格尔则留在欧洲大陆。这一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分析哲学在大陆重新确立需要如此长的时间，但其是否真正推动了分裂本身，这是值得商榷的。欧陆哲学家，尤其是那些左翼哲学家，也离开了德国，其中也包括海德格尔的学生。此外，海德格尔的影响并不是分析哲学在欧洲无法生长的唯一原因。二战后德国的哲学教席并非都由海德格尔（或胡塞尔）的学生占据，其中也不乏海德格尔的批评者，例如阿多诺和布洛赫。他们对分析哲学的排斥在某些方面比海德格尔更为激烈。
恩斯特·卡西尔。
弗里德曼还向我们展示了哲学的分歧如何与哲学家的政治倾向相呼应。卡尔纳普支持俄国革命，海德格尔不久后会支持纳粹政权，而卡西尔则将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归功于魏玛共和国，并以辩护共和民主作为回报。弗里德曼告诉我们，卡西尔在哲学上的调和能力可能与他的政治倾向深度相关：“正如他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是综合的和调和的，他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也是非对抗性的。”（第192页）由于弗里德曼让卡西尔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他没能看到魏玛政权的不稳定性或许反映在卡西尔的哲学中，在多元的符号形式中，有太多悬而未决的视角差异。更重要的批评是，尽管弗里德曼谨慎地认为，达沃斯辩论并不包含微言大义，也没有以某种方式预示即将到来的政治剧变，但他还是想从这场哲学辩论中解读出政治含义。相比之下，在《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中将达沃斯辩论解读为社会权力隐喻的布尔迪厄可能更加坦率一些。这一批评最终涉及如下问题：哲学理论是否与政治关切直接相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政治立场是否可以作为衡量哲学的标准？这些问题并不属于本书的叙事主线，但每一位读者都会在掩卷之余陷入深思。我们并不知悉弗里德曼本人的确切想法。但至少对海德格尔而言，“真理”的内核是政治原则，任何读过《黑皮书》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
从分道而行到
和而不同
与这些批评相比，弗里德曼在此书中达成的成就更加重要。他成功地让我们反思：道路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吗？选择了一条道路是否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条道路？实事求是地说，哲学发展至今日，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已经很低。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期待它们的和解呢？达米特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两种哲学的“鸿沟变得太大了，以致跨越它进行交流变得极其困难。我不是说人们应该装作认为哲学在这两个传统上基本上大致相同。显然这是荒唐可笑的。我们只有回到分歧点上，才能重建交流。现在叫喊跨越这个鸿沟是没有用的”。（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199页）
尽管如此，弗里德曼仍然乐观地认为，思想的汇流是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分道而行的状况是可以纠正的，那么路在何方？弗里德曼相信，如果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因为卡西尔的调解而握手言和，之后的哲学发展会变得更好。卡西尔真的能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吗？产生分歧的双方都对此持保留意见。卡尔纳普在日记中写道，“卡西尔讲得很好，但有些田园牧歌的味道。”（第31页）海德格尔则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卡西尔非常礼貌，几乎过于迁就。因此我遇到的反对意见太少，这阻碍了问题获得必要的尖锐阐述。”
撇开这些带私人情感的表述不谈，考虑到康德式框架遭遇的种种批评（从对康德式表征主义的认识论批判到对康德式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一种在卡西尔启发下的“新-新康德主义”（neo-neo-Kantianism）并不一定能成为被各方所接受的调和者。弗里德曼本人也在专门为中译本写的新版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疑虑，甚至表露出一种并非折中的倾向：“这种进路后来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被一般化和加以扩展，以涵盖我们可以称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概念史的东西。正如我曾经说过，这最后一步是我自己不准备迈出的。但我相信，在我们当下的科学哲学和科学认识论中后逻辑经验主义和后库恩时代的境况中，体现在他更为专门的科学著作中的卡西尔早期的进路有特别的意义。”（第13页）如果弗里德曼更倾向于接受卡西尔早期的科学哲学工作（比如《实体与函数》），那么他也许对分析进路抱有更多的好感。
《月光下的冬天景色》（1919），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绘。
那么，应该如何来设想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有机结合呢？我们可以在晚近的一些理论动态中找到若干显性的线索，比如德国哲学的分析化转向与分析哲学对德国观念论资源的反向征引，现象学与心灵哲学、认知科学的交叉融合，等等。然而，这些线索目前更多地呈现为局部性的方法互鉴或主题交叉，尚未形成稳定的理论范式——它们更像是两种哲学传统的试探性触碰，而非真正的有机融合。并且，若以“有机融合”的高标准衡量，这些探索目前仍停留在“单向吸收”的层面。这种吸收更接近于理论嫁接而非基因融合，二者的核心方法论差异并未真正消弭。抛开这些局限性，我们确实在这些探索中看到一种“问题先于立场”的研究姿态：以问题本身为导向，将不同传统的资源转化为解决具体哲学议题的工具库，通过协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这种态度让不同传统下的哲学家看到了合作的希望。
无论如何，在找到合适的方案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像罗蒂建议的那样，“尽可能地保持实用主义的宽容——双方都视对方为真诚的同事，尽管陷入误区，但仍在尽最大的努力将光引入黑暗的时代。”尽管每一个哲学工作者都可以在方法和结论上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但是从谦逊而真诚的态度出发，欧陆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可以在对自身的思想传统有充分自觉的前提下相互借鉴和学习。对欧陆哲学家而言，分析哲学的清晰表述和严格论证是值得追求的标杆。通过分析和说理来消除概念使用和逻辑论证上的模糊和混乱，这应该成为所有哲学工作者的自觉要求。除此之外，分析哲学家并不囿于某个思辨的体系中，而是不断地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现实发展和前沿成果汲取资源，这种向一切人类经验讨教的开放态度和真诚意愿也是所有哲学工作者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反过来，尽管对宏大叙事的警惕和拒斥是分析哲学家的基本身份认同，但欧陆哲学至少可以帮助他们看到，一个或一组被明确界定的问题是如何落脚于某种整体性当中的。这种对整体性的诉求首先意味着哲学（如果哲学还希望有别于其他学科的话）必须探讨世界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其次意味着哲学家必须在方法和结论上对自己提出的这幅整体性图景进行反思。
如果从事哲学工作的人能保有这种谦逊而真诚的态度，即使无法从“分道而行”转为“同路而行”，“和而不同”的“相向而行”还是极有可能实现的。当然，这也许不是所有哲学家的追求，但在弗里德曼以及受其惠泽的思考者看来，这个目标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思想因区分而多样，因融合而深刻；汇流，而非分流，或许才是思想生生不息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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